民联党要官司紧追缠，何解？

最近，民联党要及维权组织领袖似乎患上‘官司症’流行病，你不犯它，它会找上身，纷纷被官司所缠。大的，是祸从口出，小的，则是法外添加‘莫须有’一条，何解？ 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在“428浄选盟大集会”中被扣留，午夜过后他被保释。由于被扣押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的群众众多，蔡添强主动留下来，协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士。 不料这种“被释放后不走，留下来协助旁人的义举”，它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中，原来也是一种罪行。于是，蔡添强随后再加控一罪，什么罪？触犯‘禁区法令’耶。在此法令下，罪名成立可被判刑2年，或罚款2千令吉。 伊斯兰党中委莫哈末尼查，日前就柔佛州苏丹以52万令吉标得www 1车牌表示不满，结果，他被柔州总警长援引《煽动法令》加以调查。一旦罪名成立，刑罚可不轻呢。 行动党八打灵再也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，他被雪州水供公司起诉的诽谤案中罪成，必须偿还20万令吉，没钱付，可被判入穷借，暂失参政权。 民联共主安华已知或将要被提控的所谓案件多如牛毛，无从算起。最新一起是在‘428和平集会’上，他被指与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互相打手势，警方怀疑他们两人是在唆使群众暴乱，企图夺取政权。如果罪名成立，‘叛国罪’硬套头上，永世不能翻身！ 阿兹敏阿里在17年前涉嫌贪污，两年后曾被宣判无罪。现在，阿兹敏身为公正党的二哥，国阵的劲敌，自然又成为国阵政府司法对付的对象。 浄选盟3．0，学运及部分公民组织的领袖最近也接获警方的传票，叫他们到警局去就一些‘非法集会’接受调查。否则，警方会采取进一步行动。 以司法程序来打压在野政党领袖并不是纳吉﹣马哈迪集团的专利品。早在从70年代开始，新加坡李光耀政权就采取司法程序将在野政党领袖，一个接一个地以诽谤案提控他们。罪名成立后，法庭便以高额罚款来治罪，动耴一百几十万元新币。无钱缴纳，便以坐牢代罚。 从此，许多敢怒敢言的在野政党领袖不是宣布破产，便是关在牢狱中，甚至被迫逃亡海外，至今还不敢回国。这就是反动政府滥用司法程序来压制异议分子的独门武器。 马哈迪政权当然知道以司法程序来对付政敌的妙用，只是他认为其他法令已经足够对付，没有认真启用吧了。直至烈火莫熄兴起后，马哈迪才逐步改组整个司法系统。 2000年之后，马哈迪知道大势已去，为了保护失势后的人身与财产安全，除了在执法与行政部门领导层安插死忠外，对司法部门作全面改组。从此，国家虽然没有马哈迪在统治，但是，政权体制却处处有马哈迪的阴影作祟。 随着在野政党的斗争日益激烈开展，国阵发现其政权也日益陷入泥泞中。为了扭转这种劣势，国阵政府急促援引司法程序以打击异议势力，希望因此而能封住维权组织领袖的咀巴，以及捆绑在野政党领袖的手脚。 最近国会三更半夜一口气通过22项修正法案， 其司马昭之心，不是很清楚地告诉人民，为了保住政权，政府随时会修改法律吗？ 亮出‘司法程序’这把方尚宝剑，首先是向国人和世人表示，政府是依法行事，以民主形式与在野政党进行和平竞争，只是因为对方不遵守法律而被起诉。 再次，一旦被起诉者也援引司法程序进行抗辩，就会被政府宣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精神，不知觉掉进它那假议会民主的陷阱中。 第三，这也是一把软性的杀人利器。由于从逮捕，审讯到判决全由同一伙人操控，往往未审已知道判决。这种强有力的阻吓性武器，为当权者持续执政铲除了许多阻力。 从国阵频频利用法律来束缚异议人士的行动中，可以了解到其用意有二。1，这是援兵之计，争取时间以改善其日益败坏的形象；2，必要时，援引法律以剥夺政敌的参政权，或投狱收押，以重挫在野政党的势力。 07／06／20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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